韋崗戰斗：新四軍挺進江南的第一仗

1938年夏，日軍攻陷上海、南京后鐵蹄橫掃江南，大半個中國山河破碎、民不聊生，失敗主義“亡國論”像陰雲一樣籠罩著淪陷區上空。在此歷史關口，中共中央作出了新四軍在華中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部署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，肩負使命的新四軍開始向蘇南敵后挺進。對這支初來乍到的武裝力量而言，首要任務不僅是軍事上的破局，更是政治上的立信。如何用一場“打得贏”的仗，來激活一片“沉寂”的區域？1938年6月17日的韋崗戰斗，以其經典過程和深遠影響，堪稱完美地回答了這一政治考題。

東進首戰的戰略考量

新四軍的“東進”，是全國抗戰大棋局中的一步戰略落子。它肩負著在日偽佔領區中心建立抗日根據地、開展敵后游擊戰，從而牽制消耗敵人、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重大任務。當新四軍先遣支隊挺進蘇南時，所處形勢十分嚴峻且復雜。

一方面，敵情復雜，環境險惡。日軍在京（南京）滬杭淪陷區氣焰異常囂張，燒殺搶掠，無惡不作，漢奸、土匪到處橫行，百姓受盡折磨。部隊對當地的地形地貌、敵我情況及民眾狀況都不太了解，且裝備落后、供給不足，生存與發展遇到極大考驗。另一方面是復雜的社會心理。剛剛經歷了南京大屠殺的江南人民，對侵略者心懷恐懼，日軍的凶殘與強大讓很多人心裡沒底，看到穿著國民革命軍軍服、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隊伍出現時，不免對其是否敢與日本人較量並取得勝利產生疑問。這些疑問正是急需部隊回答的政治問題。

新四軍指揮員陳毅、粟裕等人十分清楚，挺進江南第一仗，不僅是軍事仗，更是政治仗、人心仗。這一仗要達到三個目的：一是“亮相”，向蘇南人民宣告一支真心抗日的隊伍來了﹔二是“立信”，用勝戰事實打破日軍“不可戰勝”的神話，提振民眾抗戰信心﹔三是“練兵”，在實戰中檢驗部隊在陌生環境下的戰斗力，積累敵后作戰經驗。因此，選擇一個有把握、能速決、有影響的戰斗目標，就成了擺在新四軍先遣支隊面前的首要任務。

速戰速決的伏擊戰

經過審慎戰略研判，伏擊日軍運輸車隊成為首選方案。這既能打擊敵之動脈，又能以我之長（游擊戰）攻敵之短（驕橫疏備），繳獲急需的武器彈藥。為保証萬無一失，先遣支隊司令員粟裕派人到鎮江去句容的公路沿線展開抵近偵察，發現日軍的汽車南北方向來往，每天都有五六十輛，通行時間大多集中在上午八九點和下午四點左右。

經過反復比對，粟裕最終選定了鎮（江）句（容）公路上的一個絕佳伏擊點——韋崗。位於鎮江西南30裡的韋崗，是一片丘陵和小山地，這在水網密布的江南平原是不多見的。東側有高198米的贛船山，西側有高455米的高驪山，鎮句公路夾在兩山之間，蜿蜒通過。此種地形便於部隊隱蔽和使用火力，不利於敵軍車輛和人員疏散，是一個打伏擊的好地方。6月16日午夜，粟裕帶領由90余名精干戰斗人員組成的伏擊分隊，冒著大雨從下蜀后山出發，在能見度極差的條件下，在曲折蜿蜒且濕滑的山道上艱難前行，於17日凌晨到達韋崗以南的贛船山口，並隱蔽在樹林中休整，進行緊張的臨戰准備。17日黎明，粟裕在作了簡短的戰斗動員后，即命令伏擊分隊進入伏擊陣地待命。

上午8時許，由5輛汽車組成的日軍車隊進入伏擊圈。隨著粟裕一聲令下，埋伏在公路兩側的機槍班迎頭齊射，使得日軍頭車沖出公路、撞上岩石。后續日軍車輛因受公路彎道視野的限制，毫無防范地接踵而至，粟裕當即命令部隊迅猛開火，擊中了日軍后續3輛汽車。最后一輛車見勢不妙，立即停在伏擊分隊火力射程之外，30余名日軍緊急跳車，在公路兩側就地臥倒，以密集的火力負隅頑抗。此時，伏擊分隊在沖鋒號聲中，沖下山坡，圍殲殘敵，最后剩下的十幾個日軍見狀紛紛爬上尾車，倉皇逃離。整場戰斗僅用時約半小時，干淨利落，充分體現了游擊戰“速戰速決”的精髓。

此役，新四軍先遣支隊犧牲1人、傷4人，但斃敵13人、傷敵8人，摧毀日軍汽車4輛，繳獲長短槍10余支，大批軍需物資以及敵人的軍旗、戰刀等戰利品。這些實物尤其是武器裝備成為看得見、摸得著的勝利物証，為接下來的宣傳動員提供了最堅實、最可信的“炮彈”。

充分挖掘戰果的宣傳價值

韋崗戰斗開創了新四軍在江南敵后戰勝日寇之先例，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，與平型關大捷南北呼應，樹起了共產黨領導下軍隊的威望。陳毅、粟裕等領導人深諳“軍事是政治的延續”這一道理，將戰斗成果的宣傳價值利用到了極致。

“實物化”宣傳，用事實說話。戰斗一結束，新四軍立即將繳獲的日軍軍車、槍械、鋼盔、指揮刀、軍旗等戰利品，組織成一個“勝利品展覽會”，在部隊所到之處的村鎮流轉展出。對於當時文化水平不高、長期被日軍淫威所懾的普通民眾而言，這種“眼見為實”的沖擊力是無與倫比的。一把沾著血跡的佐官指揮刀，一挺被繳獲的日制輕機槍，遠比一萬句空洞的口號更能証明“日本人不是三頭六臂，一樣可以被打敗”。

“新聞化”傳播，搶佔輿論高地。戰后，《抗敵報》《新華日報》等黨的機關報發布相關新聞，《申報》《大公報》《上海周報》等新聞媒體也都對此次戰斗紛紛報道。其中，1938年8月17日在廣州出版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——《救亡日報》，以《新四軍在江南連續戰斗》為題，報道了韋崗戰斗，1940年10月19日，《上海周報》報道中提到，“最荒僻的角落裡也開始韋崗戰斗了”，不少報道還附有繳獲的戰利品照片。這些新聞流傳開來，使韋崗戰斗的影響從蘇南一隅很快傳遍全國，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和軍隊的抗戰士氣。

“文藝化”動員，深入社會末梢。韋崗大捷傳來時，粟裕當即寫下了《韋崗初勝》：“新編第四軍，先遣出江南，韋崗斬土井，處女奏凱還。”而陳毅得知勝利消息后，也是喜不自勝，脫口而出：“抗日旌旗到江南，終夜驚呼敵膽寒，鎮江城下初遭遇，脫手斬得小樓蘭。”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的文藝工作者們，用最快的速度把韋崗戰斗中的英雄事跡改編成了話劇、快板、木刻畫、歌曲等。他們走街串巷，在農村田間地頭巡回演出，通過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，把新四軍打鬼子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。這些通俗易懂的藝術化表達，把勝利的喜悅和抗日的道理傳達到最基層的人民大眾，做到了宣傳效果的最大化。

可以說，韋崗一戰，為新四軍在蘇南站穩腳跟、發展壯大，直至后來茅山抗日根據地的創建，奠定了堅實的民心基礎和政治基礎。